浅谈洋务派的近代化历史功绩
杜建军
（陕西洋县
【摘要】在八年级历史教科书对洋务派的评价中，提出了“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这是见诸教科书中提出的最早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洋务派还在军事、民用工业、人才观等方面作出了最早的近代化尝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
【关键词】洋务派；近代化；功绩
引 言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办近代工业，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1864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改革科举制度，在他的坚持下，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愚昧状。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生，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微分积分、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福建船政学堂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航海全书等西学。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
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等十数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等人专译“有稗制造书”，译出汽机发初、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
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造就懂外语、有技术、能操作、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军事人才。这批新型人才，对中国工业、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
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洋务官员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
1、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要学过来。“取彼所长，辅我所短。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西学为用”难得的好机会。
2、认识到洋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3、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
四、其他几种观念的近代化
除上述外，洋务官员在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等方面均有近代化的表现，在军事观念上，首先是武器装备观念更新。在中外军事较量中，洋务官员注意到英、法侵略者轮船、枪炮的坚利，认为中国兵器“远逊洋人”，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而且不足以灭“土寇”。从而购置、仿造、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可见，洋务官员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讲求以新式、先进武器装备军队。
其次，采用西法操练军队。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操练军队，提高军队素质。李鸿章奏请“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无事时“专讲操练”。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操练甚严，指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的弊病，主张“取被之长，救我之短”，严加操练军队。
又次，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军舰管带等)；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培养陆军将才。张之洞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这说明，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讲究军事”、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根本”，主张仿照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
五、结论
洋务官员近代化的历史功绩是突破传统的封建本位主义思想和技艺观、人才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
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不能改变，不必学外国。又如，封建本位主义思想及人才观、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不完备的。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裕、郑观应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尽管如此，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付之实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绩。
参考书目
① 冯桂芬：《采西学议》
② 《李文忠公全集》
③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个比较史的研究》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⑤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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